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我院夏勇开博士就职业农民培育接受了中国劳动保障报的专访。夏博士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场从身份到职业的变革，抓住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牛鼻子”，建议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政府支持体系，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尽量出台一些具体政策，支持知识青年返乡，夯实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本报记者 王永

　　抓住农业供给侧改革的 “牛鼻子”

　　记者： 新型职业农民的特点是什么？

　　夏勇开： 新型职业农民一般有生产型、 服务型和经营型三种类型，他们有以下共同特点：

　　第一是专业化。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我国农民小规模生产实际上都是兼业的，主要是因为耕地面积小，光靠土地很难解决全家人的生计，农民一定要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兼业生产的东西质量肯定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也一直有个观点，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农业生产的兼业问题。新型职业农民无论生产、服务、经营，都应是专业化的。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等于抓住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 “牛鼻子”。

　　第二是一定程度上的规模化。规模化不仅是生产的规模化， 还包括服务的规模化、 经营的规模化， 等等。 我国农民户均耕作面积90%在10亩以下， 而新型职业农民耕种面积一般可达到100-200亩， 可进行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生产， 这样通过农业生产可以保证一家人体面生活。

　　第三就是标准化。 农业专业化的生产， 一定是以标准化作为相互支撑的， 这样职业农民才能与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合作，狠抓产品质量， 打造农业品牌，抢占市场， 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记者： 职业农民增收的瓶颈有哪些？如何解决？

　　夏勇开： 首先是土地流转过程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 土地租金过高或农民对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 已是阻碍职业农民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需要进一步落实农村承包土地 “三权分置” （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 经营权） 办法， 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和加速农民土地流转。

　　其次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新型职业农民虽然做到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或服务， 但与大型龙头企业动辄几千亩的规模，以及国外上万亩的大农场规模相比， 还是显得非常渺小，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定处于劣势。 因此， 其农业生产一定要以标准化、专业化为支撑， 与龙头企业或专业组织联合合作， 强化质量建设，共同打造品牌， 把外部问题内部化， 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 破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最后一点是知识青年返乡的问题。 “三农” 问题的核心是农村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 即大量的农村知识青年往城里跑， 而不是回流。 专业化、 标准化的农业生产， 一定是以有较好知识作为前提的。

　　国家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知识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返乡， 培养有知识、 有文化的 “农二代”， 鼓励大家争做职业农民。要确保我们的青年农民， 可以通过农业生产， 保证一家人能过如城里人一样体面的生活， 或者超过城里人。 如是， 新型职业农民才有发展后劲， 我国农业才会有大发展，农村才能繁荣兴旺。

　　这是一场从身份到职业的变革

　　记者： 在当前国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政策中， 您认为应重点加强哪几方面扶持？

　　夏勇开：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让农民告别传统的身份称谓，从事体面、令人羡慕的职业。但他们的产业有一定的规模，承担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也大，对土地流转、技术指导、政策扶持和市场服务的需求强烈。因此，政府应该在鼓励和加速农民土地流转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政府支持体系，从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引导职业农民专业化、标准化生产。

　　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的问题不在 “量” 上， 而是在 “质” 上。我国农民一直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也形成了许多地域性的特色产品。如能结合地域特色， 强化本地区传统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的打造，加大政府支持体系的建设， 支持扶持新型职业农民与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合作， 打造企业品牌， 将可有效破解农产品 “质”的问题。

　　我们可以预见， 再过10－20年， 通过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农村承包土地 “三权分置” 办法， 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的政府支持体系， 推进专业化、 标准化生产和提高组织化程度， 新型职业农民一定会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政策支持体系应系统化、 具体化

　　记者： 农民增收离不开科学种田， 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人应该成为职业农民的主体。 下一步， 您认为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民？

　　夏勇开： 在这方面， 国家的相关支持政策非常好。 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我国目前有两个计划： 一是实施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 利用5年时间轮训一遍， 每年培训100万人；二是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 主要针对18－45周岁之间的青年农民， 每年培养1万名， 形成一支创业能力强、 技能水平高、带动作用大的青年农场主队伍。

　　不过我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建议政府在出台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支持体系上， 还应尽量出台一些具体政策，支持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如45岁以下的一定学历的知识青年，种养业达到一定规模，获得地区职业农民认定的，可以在土地租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补贴补助，等等。

　　此外， 在培训方面一定要注重培训效果和质量， 要以农民的需求为核心， 不能为培训而培训。比如， 应该鼓励农民自主申报学习内容， 多带农民到先进地区实地参观学习， 而不要行政指派或安排过多的理论学习， 这样才能达到提升培训质量和效果的目的。

　　记者： 日本的农业发达， 农民职业化程度高， 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夏勇开： 日本跟我国很类似，农业也是典型的小农制， 户均耕地面积只有1.47公顷， 农业经营以分散、 细小的农户为单位。 日本战后农业的现代化， 主要得益于高度的专业化、 精细化和组织化， 这方面日本农协功不可没。日本农协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之一，是一个遍布城乡、 由农民志愿联合、 自成系统的庞大的经济合作组织， 是一个服务于农户、 农业与农村的综合性服务体系， 包括金融部门、 农业相关事业部门、生活及其他事业部门、 营农指导事业部门等。 日本农业专业化、精细化的生产， 以及高度的组织化程度， 使得农民不会感觉有孤军奋战的感觉。

　　新型职业农民是专业化的，现在关键是要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 将其纳入整个农业链条的社会化大生产中来， 而不是孤军奋战。 毕竟他们的生产或服务与大型农业企业相比， 规模还是非常小。 我的建议是联合起来组建专业合作社， 再以此为基础， 与龙头企业合作， 这样可纳入到龙头企业的生产分工体系中来， 相互依存开拓市场。 如是， 把外部问题内部化，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解决组织化不足、 竞争力低下的问题。

　　夯实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记者： 部分职业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农业领域内进行创业， 从种地农民到创业老板的角色转换， 您认为他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夏勇开： 按照我的理解，创业老板的角色功能实际上就是企业经营。作为农业企业老板，首先是要有市场意识，组织员工生产，或者组织周边农民、合作社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生产，然后打造品牌，开拓市场。其次是管理问题，职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或服务大多还是亲力亲为，但创业老板不一样，他们是企业家，依靠的是员工或与他们合作的农民，这里面管理的成分就很突出了。

　　总之，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吸引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就业， 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可有效破解农村空心化、 农民老龄化， 以及农产品价格 “天花板”、 资源硬约束“地板” 化的问题。 当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 而是一种职业， 并通过种地， 也能过上与城里人一样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时， 中国“明天谁来种地的问题” 将不复存在。（本文原载于《中国劳动保障报》12月26日A3版）